一笔债务

　　两次起诉索要

　　“虽然我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公司欠邓某的钱，并非我个人欠他的钱，而且这笔欠款邓某已经向法院起诉过了，被告是管桩公司，他起诉我个人完全没有道理，这是虚假诉讼！”2021年1月18日，陈某的一纸监督申请书放到了淮阴区检察院第五检察部检察官任欢的案头——陈某认为邓某诉其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系虚假诉讼，他不服法院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受理申请后，检察官查明原告邓某自2013年1月至2014年6月期间，为被告陈某所在的管桩公司拉运管桩。2015年4月16日，邓某向法院起诉，要求管桩公司支付拖欠的运费15.7万余元，法院判决邓某胜诉。然而，2015年12月28日，邓某再次起诉，要求该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某偿还拖欠的运费18.6万余元（其中一笔为15.7万余元），法院再次判决邓某胜诉。

　　“时隔8个月，两次起诉，金额不同，主要事实基本相似，是否存在虚假诉讼？”经过调查，办案检察官发现，邓某第一次起诉管桩公司时出具的证据是一份对账函，上面显示：经核对管桩公司尚欠邓某15.7万余元，落款日期为2014年7月26日。而邓某第二次起诉陈某时，出示的证据是一份手写的欠条，前半部分为邓某手写“今欠邓某人民币157243元”。而后半部分则为陈某加注“管桩公司欠邓某运费157243元。此款以财务账为准。落款日期为2014年7月24日”。

　　办案检察官认为，邓某要求陈某在欠条上签字后，与管桩公司财务进行了对账，之后出具了157243元的对账函，该逻辑更符合实际情况。此外，拖欠邓某运费的是管桩公司，虽然陈某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在没有证据证明公司与个人人格混同的情况下，不应当仅凭欠条上的签名即认定由个人还款。

　　抽丝剥茧

　　蹊跷保证书进入视线

　　经过关联案件检索，办案检察官发现了邓某牵涉的另一起案件。该案中，邓某与王某因一处小产权房归属问题发生纠纷，邓某声称陈某曾签下保证书，承诺若未支付所欠的运费，则自愿将该小产权房抵押给他。而王某却称其已从陈某手中买下该房屋。最终法院判决邓某胜诉，证据为邓某提供的一份陈某于2014年7月24日签下的“保证书”复印件。

　　该证据为何是复印件？庭审中也未见与原件质证的记录。法院对此答复称：因邓某诉陈某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是已生效的判决，所以对那个案子中已入卷的证据可以直接采信。

　　恰恰就是在那起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中，入卷的“保证书”与纠纷并无关联，而法院对于该份证据亦未质证就直接装入卷宗。又恰恰因为这是一份复印件，检察官发现了问题所在——“保证书”中“陈某2014.7.24”与“欠条”中“陈某2014.7.24”的字迹明显一致，但“保证书”的正文为邓某所写，且未提供原件，足见这份“保证书”系伪造的可能性较大。

　　刨根问底

　　裁定到底送没送达

　　原本案件审查到这里，制发再审检察建议已具备充分条件，但检察官敏锐地发现，在邓某诉陈某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中，判决作出日期为2016年5月20日，但公告送达陈某的日期却是2016年10月25日。为何这份判决“迟到”了5个月？为何卷宗中并未记载原因？

　　随着对案件的进一步调查，检察官在卷宗的证物袋中意外发现了一份2016年8月4日的裁定书。该裁定书载明：“因原告邓某无正当理由未按期足额补交案件受理费……裁定本案按原告邓某撤回起诉处理。”原来，该案在判决之后法院将判决书送达邓某后，邓某经催告未补交受理费，于是法院又以上述裁定书“交换”邓某手中的判决书。后经邓某向淮安市中级法院反映、补足案件受理费后，淮阴区法院又用判决书“换回”上述裁定书，所以判决延迟了5个月才公告送达陈某。而那份裁定书却自此“消失”。

　　“克隆”欠条

　　克隆不了债权债务关系

　　诸多不合理之处被办案检察官一一挑出，“借条”的假面具也被层层撕开。淮阴区检察院依据询问笔录、实地走访所掌握的相关证据，证明法院在审理过程中确实存在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等情形。经淮阴区检察院检委会讨论，认为该案涉嫌虚假诉讼。

　　2021年4月27日，淮阴区检察院向淮阴区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2021年8月20日，法院裁定再审。今年3月16日，法院再审判决撤销该案原审判决以及裁定，驳回原审原告诉讼请求。4月5日，淮阴区检察院督促区法院将以原审判决为依据的执行案件立即终结，有效维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该案经过二审后，已维持判决。

　　“检察院监督撤销了原判决，不仅帮助了企业，更帮助了企业里的二十几名工人。”今年7月底，二审结束后，陈某给检察官打来电话动情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