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案检察官自行取证后，进行证据开示，让翻供的犯罪嫌疑人心服口服

检察官在核实涉案手机中的账单信息

今年2月，我受理了一起贩卖毒品案。公安机关指控范某在2020年1月至10月多次贩卖毒品，范某也供述自己帮助他人购买毒品时，每次都从他人支付的毒资中截留一部分，除用于支付前往卖家处取货及给买家送货上门的交通费用外，余下的钱供自己支配。

这起看上去没有什么争议的案件，却在我提讯范某时出现了变数——范某翻供了。

“检察官，我认为我的行为不是贩卖毒品，我只是帮朋友从别人那里拿毒品，收的钱全部转给上家了，我一分钱都没赚，还经常自己补贴路费……”范某说，他这么做只是为了能和朋友一起吸食，减少自己买毒品的开销，并提出微信记录可以证实他确实没有赚钱。范某的辩护人与我交换意见时，也坚持认为范某并未牟利，遂进行无罪辩护。

根据2015年《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武汉会议纪要），行为人为他人代购仅用于吸食的毒品，在交通、食宿等必要开销之外收取“介绍费”“劳务费”，或者以贩卖为目的收取部分毒品作为酬劳的，应视为从中牟利，属于变相加价贩卖毒品，以贩卖毒品罪定罪处罚。

范某被抓获时，警方从其身上搜出共计1.07克的两包冰毒。从毒品的数量和重量来看，符合为他人代购仅用于吸食的毒品。是否牟利，成为认定范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贩卖毒品罪的关键。如果范某没有牟利，仅是“蹭吸”，根据武汉会议纪要的精神，一般不作为贩卖毒品罪处理。

公安机关提供的微信交易记录截图显示，范某被抓当天收取吸毒人员甲支付的700元后，分两次转账给上家，一次500元，一次200元，还支付了从成都市区到郫都区的网约车费用36元，这让范某倒贴车费的辩解显得很合理。

可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被我忽略了。于是我反复查看范某的交易记录截图，发现范某当天收了两个人的钱，除了甲，还有一名自述曾在范某处购买过毒品的吸毒者乙。范某收取乙的300元后支付给上家200元，交易习惯与范某曾自述截留毒资自用的情况相似，范某被抓获时查出的毒品是一大一小两包。我怀疑，吸毒者乙当天也是向范某购买毒品的人，范某将当天的两次毒品交易混为一次，制造出未牟利还倒贴交通费的假象。

理清思路后，我通知公安机关将范某被扣押的手机移交给我。通过翻阅、调取相关交易记录，我发现范某收取甲、乙二人的1000元之后，截留了300元，其支付网约车、共享单车等交通费用共计70余元，数额明显小于其截留费用，并有提现至自己银行卡的记录。范某说自己没有赚钱，如果真是分文不取，怎么会有钱被提现？

我将交易记录取证固定后，要求公安机关再次向乙核实案情。乙确认当天向范某转账的原因就是购买毒品，且范某当天告知乙他在其他地方有事，办完事就把毒品给乙送过去，这与范某手机中的聊天记录相互吻合。根据交易记录，我最终认定范某在2020年9月至10月贩卖毒品6次。

辩护人在查看我所调取的证据后，从开始的无罪辩护变成了罪轻辩护。我对范某进行证据开示，说明认定其贩卖毒品的事实和理由，范某最终在辩护人的见证下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8月9日，范某因犯贩卖毒品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1万元，其当庭表示服判，不上诉。

通过办理这个案子，我总结了两个心得：一是通过自行补充侦查，将原本存疑的证据扎牢扎实，可以打消检察人员关于罪与非罪的疑虑，增强出庭自信心、说服力；二是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进行证据开示，加强释法说理，可以减少犯罪嫌疑人对自己的定罪证据存疑、被宣判后上诉等情况，节省司法资源。

（口述/周雷 整理/本报记者 查洪南）